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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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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投案的要素具体为：一是主观要素，即主动、自愿到案配合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不能假投案真投机、借投案试探虚实；二是行为要素，即投案后须交代自己主要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问题，不能投而不供或供小掩大；三是时间要素，主动投案的时间节点必须是被纪检监察机关采取谈话、讯问或留置等审查调查措施之前，有初核的，需在初核谈话前。在此之后，无论是否主动到案、交代的问题是否已被纪检监察机关掌握，均不能认定主动投案，但可以根据是否主动交代、主动交代的彻底程度等具体情节依规依纪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理。
“这是一部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回望之书、深情之书，一位革命者、文艺组织者、艺术家、可爱的人的精神之书，一部跨越两个世纪的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私人笔记本、记忆档案。”《十月》执行主编季亚娅不仅对小说内容饶有兴趣地肯定，对小说结构也很赞赏：“作家于密度巨大的往事细节里添加进梦境结构，邀约读者一起做梦中梦，访身外身，自如切换八十年代文学舞台的众神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