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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加工的业务创新搞得不错，但缺乏专利保护意识，很容易产生风险和损失。”在企业开展“法治体检”时，从生产线下来的张志刚开门见山。之后，他约请市、县两级有经验的法官，联合市科技局对企业开展指导。县法院还约请应急、公安和人社等部门，分别就安全生产、防范电信诈骗和维护职工权益等内容进行知识宣讲，减少专利申请的不确定因素。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走进兴庆区银古路街道丽景社区市民驿站，一块大屏格外醒目，屏幕中央是社区辖区内的三维楼栋分布图，一旁是重点服务人群情况、周边配套设施等。随手点开屏幕地图上任意一个楼栋的图标，该楼栋的房屋和住户人员信息便详细呈现出来。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像房屋居住情况、人口数量、居住人是否特殊群体等，这些信息都记录在兴庆区智慧社区平台里。
何女士骨质疏松严重，体重只有60多斤，行动也有些不便。女儿们先后帮她聘请过几位保姆，但总是不如意。后来，何女士听说北京周边有一家高端养老院，居住环境舒适，配有医疗设施，服务人员专业。经过实地考察，何女士非常满意，当即决定入住。但这家养老院价格较昂贵，每个月基本费用在12000元左右，还要一次性预交一年的费用。何女士的积蓄和退休金不够，就找人垫钱、先住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