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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恩格斯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这两段论述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经典阐释，是指导我们理解和把握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按照这一基本原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表现为经济的发展决定文化的发展，而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又给予社会经济巨大的影响。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你自己就是一个合唱队，一个交响乐团，一眼诗歌与梦的涌泉……”这是王蒙在最新中篇《蔷薇蔷薇处处开》中的抒怀。已经走过70年创作历程，王蒙创作热情与创造力的持久构成中国当代文学中独特的存在。他风趣地说：“自己的书房是车间，在这个车间里，我仍是文学生产一线的劳动力。”他已入鲐背之年，依然不失创作的春天，继2022年发表中篇小说《霞满天》后，王蒙又完成了这部中篇。小说以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切入口，以一个访问欧洲的作家团成员组成人物群像，他们中有作家、诗人、剧作家等，他们的个性与命运，他们的追求与人生是作家在回忆中伸展的故事，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由鲜明的个性标识着，在不同年代之间跨越，在回忆与梦境中构成小说丰厚的叙事场域。
我国发展空手道项目的迫切决心让龚莉和李巧巧迅速站上了全国赛场，而李红当年带着懵懂站上的却是世界赛场。“从0到1的阶段，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李红记得，当年对规则的了解，很多时候是从和裁判“拍桌子”学到的；比赛服的尺码非常随机，“穿起来怎么都不合适”，遇上会缩水的比赛服，头天刚洗完，第二天就穿不上，“我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起步走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