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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腐败和作风问题像“滚刀肉”，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喘口气就会反弹，歇歇脚就会抬头，一刻也不能松劲。“一篙松劲退千寻”，我们党同腐败和作风问题的较量是一场殊死搏斗，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赢、不能输。当前，正风肃纪反腐高压之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大为减少，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犹如病毒一般，隐形变异、不断衍生“新变种”，让政策落空、工作变味、好事办砸、实事泡汤，成为损害党群关系、败坏党风政风的顽疾。如果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施以重手，就难以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会演变出新的腐败问题，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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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体的、联系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基于这一考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统筹谋划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而且注重推动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比如，会议在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任务时，既从供给侧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也从需求侧强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既突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也突出扩大高水平开放；既重视抓好“三农”工作，也重视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既注重经济发展，也注重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防范化解风险，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折不扣抓落实，要胸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站位，领悟和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全局考虑和战略考量。把经济工作作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因素的有机整体，对各方面任务进行统筹协调、统一贯彻、整体推进，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根据已经确立的目标制定时间表、路线图，把阶段性工作和长期性目标结合起来，真抓实干、善作善成，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