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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去图书馆,我只带个水杯和包,在那里看书,偶尔投简历。我喜欢看人物传记,比如杜甫传、苏东坡传。杜甫一生境遇不佳、流离漂泊。苏东坡才华横溢,却一次次被贬。忽然觉得自己这点事不算什么。大城市竞争很卷,打工人不敢表达,很多事情不敢跟同事、领导和家人讲,找不到宣泄情绪的出口。看书是很好的宣泄出口,跟着故事里人物的命运浮沉,在这个过程中,负面情绪可以慢慢消解掉。
历史告诉我们,欧洲与中国、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交流给双方都带来了积极影响。早在马可·波罗生活的年代,欧洲同中国的交往就已经从贸易延伸到科学、哲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当前,西方一些人不断鼓吹所谓“脱钩”,这从来都不是应对挑战的有效方案。我期待欧洲进一步与中国加强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往。为此,我们支持推动欧中文化交流的各项措施,期待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国文明联盟等都成为欧中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年逾百岁后,马识途依然笔耕不辍,艺术创造力极为充沛,每天锻炼身体之余,坚持写作和阅读。就在几年前,107岁的马识途还出版了自己的新作《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和散文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令文坛震动。如今,由于年事已高,马识途现在的视力也比较弱,但他还是凭借放大镜看报纸和写作,阅读和写作已经是他生命的一种常态。
对青年而言,婚恋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张竞生教授提出“爱情四定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这在彼时显得石破天惊,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中国青年的婚恋观。究其原因,发端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变革逐步形成了当下年轻人对婚恋多元性的追求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