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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诈指南”提及代办保障房涉法涉诉典型案例。从2019年9月至2020年5月，郭某某租用西安市新城区某宾馆作为办公地点，非法开展公租房代办业务，谎称自己有办理公租房能力，骗取大量保洁员的信任，与保洁员们签订所谓的“委托申请协议”，并以收取办事费用及预交房租的名义，向每位保洁员收取2.5万至3万元的费用，共计骗取46名保洁员119万余元。郭某某将所得赃款用于个人消费和赌博挥霍。
电商企业要明确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作为盲盒产品生产企业，有责任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商品，而不应只追求经济利益，不顾及产品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企业应做好盲盒商品审查把关，筑牢商品的第一道防线；完善货源、质量、运输等信息公示制度，健全售后投诉机制，做到守土尽责；进一步规范和明确盲盒产品的经营范围、价格范围、售后服务等，确保盲盒产品质量、销售方式、抽取概率等关键信息公开透明。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关释放文旅消费潜力的政策措施接二连三出台。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加大优质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激发旅游消费需求、加强入境旅游工作、提升行业综合能力和保障措施5个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措施。“这构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相互配合的政策工具包，是关键时期促进旅游消费、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表示，以文旅消费牵动餐饮、购物、体育等服务消费稳步增长，既可有效促进国民经济企稳回暖，也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