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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说：“如果在平台实现宣传、销售整个流程的，平台完全应该负相关的监管责任，因为从平台的设计是有能力有义务进行全流程的监管。但是，如果是从平台获得信息，通过私域、线下的方式完成消费，把平台作为服务的入口，平台可能没有办法追踪到后续的消费造成的诈骗的问题。第一类情况，如果消费者去维权，平台有义务去追踪，包括强制要求这样一些服务下架，或者对商家进行必要的惩罚。但是对第二类情况，监管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庭审中，被告辩称，被告只是接受李女士的委托帮忙找包，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是以4.24万元通过网络从别处购得，这只包由案外的卖家直接邮寄给李女士，自己并没有经手过这只包。邮寄之前，被告也找了资深的鉴定师进行过鉴定，所以，被告主观上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另外，李女士自行委托的鉴定并非法院司法鉴定，被告并不认可。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次活动是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香港)及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青少年研习活动，属“港澳青少年民族文化研习计划”系列活动之一。该“研习计划”自2010年启动以来，在全国成功举办了19次活动，此前分别在云南丽江、大理、临沧、西双版纳开展过纳西族、白族、佤族、傣族文化研习活动。(完)
新年前后是音乐会演出的高峰期，容易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于是有的城市便会邀请国内外一些知名度较低的乐团填补演出空白。倘若这些乐团具备基本的演出水平，售票定价合理，自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经纪公司为了牟取暴利，“挂羊头卖狗肉”，将一些水平欠佳的乐团包装成国际知名乐团，卖出了一线乐团的高昂票价。这样的行为不仅欺骗了观众，也搅浑了演出市场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