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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一些毕业生不好找工作，另一方面，企业急需的专业技能人才又招聘不到。”宁波市就业管理中心主任郑善铭说。郑善铭口中的这种矛盾，属于结构性就业矛盾，即人力资源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导致“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徐州“十四五”期间的年均增长目标为6.5%，其底气来自于交通区位、科教人才、产业基础等优势。该市地处京沪铁路、新亚欧大陆桥交汇点，交通枢纽地位突出。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和江苏省域副中心城市，其城市能级近年持续提升。同时，进一步夯实产业根基是徐州冲刺万亿的着力点。去年8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先正表示，徐州将做大做强创新产业集群，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产业体系。
“台独”从来不可能成事，过去不能，今后更绝无可能。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靠花钱造势、拉拢外部势力撑腰，妄想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大搞“倚外谋独”，但这种虚妄幻想在现实面前一次次被戳穿。2016年以来，已有巴拿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瑙鲁等10个国家选择顺应民心、与台“断交”。每份“断交”声明都在证明，“台独”失道寡助，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绝路。正如岛内民众所言，“民进党标榜所谓‘世界的台湾’，只会让台湾远离世界”“不放弃‘台独’，台湾终将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