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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会议议程草案，北京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北京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北京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议北京市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北京市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24年预算；审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事项。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1月10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进行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 新闻通报会现场。图源：平谷法院王某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B公司系A公司股东。2021年4月，王某、A公司委托李某负责代理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职，并承诺在职期间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一切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与代理法定代表人无关。2021年4月23日，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某变更为李某，A公司的股东由王某、B公司变更为李某。后A公司被起诉并进入执行程序，李某作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采取限制措施。故李某起诉要求将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王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A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股东委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章程第十五条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据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属于公司内部事务，在具有有效文件的情况下，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李某与王某达成协议，由李某担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现李某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内部自治程序，且依据工商登记李某为某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故李某要求将A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或其他人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法官解析，司法实务中，受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屡见不鲜。“挂名”并非“冒名”，是“挂名”法定代表人自愿与他人达成的合意，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即使是“挂名”法定代表人亦需要承担，因已进行工商登记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法定代表人变更是公司内部自治事项，即需要公司内部对于变更法定代表人形成决议。但在司法实务中，当“挂名”法定代表人起诉时，公司多已经失联或对于起诉不予理会，此时“挂名”法定代表人的请求往往难以得到支持。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且近年来，聚合模式所占比重持续攀升。它最早由高德打车在2017年首创，随后哈啰接入嘀嗒出行，并与首汽约车开展网约车业务合作。2019年，美团打车上线聚合模式后，滴滴出行以及高德地图等导航平台也推出聚合模式。2022年，华为聚合打车平台Petal出行上线，微信也开始内测腾讯出行。2023年，美团网约车业务调整，放弃自营打车，全面转向聚合模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平台为了吸引客源发放的优惠券，最终也都转嫁到了司机身上。刘师傅是“曹操出行”的签约司机，不久前，一个距离40公里左右的订单，抽成后他只收到73.89元。“均下来每公里1.8元，但平台显示抽成比例只有21.6%。我一问乘客，才知道他领了优惠券，这种低价订单越来越多，岂不是意味着平台的折扣最终还是让司机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