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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宁：我们赞赏俄方表态。事实上，不仅俄罗斯，还有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尼泊尔、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巴布亚新几内亚、古巴、委内瑞拉、上合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等以发表声明、新闻公报、答记者问等方式公开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统一大业。这是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和平之声，体现了国际社会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广泛共识，代表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我们感谢这些国家对中国正义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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