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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同样表示，随着北京调整优化购房政策的出台，二手房市场虽然仍存在交易难度大的情况，但恐慌性降价问题已经基本消失了。当前买卖双方博弈的核心点，还是在于购房成本问题。“如果是‘卖一买一’置换，手中房子降价的同时，想要置换的房子也在降价，折算一下并不亏。但手中的房子可能‘割肉’多一些才能出手，而想要置换的房子能谈的空间有限，购房成本没办法打平。”
离基层越近、离群众越近，越能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越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福州工作时，有一次到闽清县接访，有农民过来反映种的西红柿卖不掉。习近平同志当时就给农民们承诺：市里会马上研究，帮助你们解决！政府部门经过专题研究，决定建设亚峰蔬菜批发市场，实现产销一体、城乡联动，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的问题。从发现产销失调的问题，到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正是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多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调查研究、开展工作，才能把一个个“问题清单”变为“成果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丧失继承权。该案承办法官陈将华介绍说，所谓继承权的丧失，又称继承权的剥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在发生法定事由时，剥夺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资格，取消继承人原有的继承权。根据本条规定，只有在发生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有某种犯罪行为或者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法定事由时，继承人的继承权才会被依法剥夺。而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直接危害被继承人的人身安全，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因此，不论继承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实施故意杀害被继承人行为的，都将丧失继承权。本案如果严格依照该条的规定来处理，将会导致被告邵某丧失对其母亲顾某遗产的继承权。但本案情形又十分特殊。邵某在将母亲推下楼时系精神病发作，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此时应对上述法律规定作变通理解，就是邵某并不存在杀害被继承人顾某的故意，同时生效文书已确认邵某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因此邵某并非“故意杀害”，故其并不必然丧失继承权。但鉴于其事实上导致了顾某死亡的法律后果，如严格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亦有失公允。
马亮说：“如果在平台实现宣传、销售整个流程的，平台完全应该负相关的监管责任，因为从平台的设计是有能力有义务进行全流程的监管。但是，如果是从平台获得信息，通过私域、线下的方式完成消费，把平台作为服务的入口，平台可能没有办法追踪到后续的消费造成的诈骗的问题。第一类情况，如果消费者去维权，平台有义务去追踪，包括强制要求这样一些服务下架，或者对商家进行必要的惩罚。但是对第二类情况，监管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