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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执行中既让当事人感受到“力度”，也能感受到“温度”？注重善意文明。“执行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强制性依然是执行工作的重心，善意文明执行更考验能动司法的能力水平。”要选择对被执行人生产生活影响较小的财产，为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对涉企执行案件，严格落实中央有关产权保护的精神，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严禁违法查封案外人财产，严禁对不得查封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坚决杜绝超标的查封。能“活封”的尽量不“死封”，严格适用惩戒决定书或限制消费令的条件和程序，探索通过失信惩戒宽限期等赢得当事人对强制执行的支持。被执行人对被纳入失信名单申请纠正的，要严格依照规定及时审查并做出相应处理。细致甄别未能主动履行的具体原因，区分有财产却不履行的“失信”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失能”，对“失能”者不宜纳入失信名单实施强制执行，而要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实行社会救助等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兜牢民生底线。对涉民生执行案件特事特办、急事快办，对小标的额、涉特殊群体案件要把工作做细，善于深入一家一户、田间地头、面对面做当事人的工作，促进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彰显民主价值。价值取向是民主的灵魂，决定着民主为谁服务，也决定着政治文明发展方向。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性质的民主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主要服务于具有城邦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要服务于少数精英群体的利益， 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属性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享受民主权利的主体是人民，人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始终真实在场。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民主选举，由人民选举自己信任的、德才兼备的社会成员代表自己行使权力，以此保障人民利益的实现；通过民主协商，让多元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求取最大公约数，为人民合法权益的表达和实现创造条件；通过民主决策，吸纳民意、汲取民智，使公共政策能够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通过民主管理，激发人民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真正得到落实；通过民主监督，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防止权力滥用对人民合法权益的侵扰，保障人民利益实现范围和程度的最大化。由此，人民既是民主制度的设计参与者、民主渠道的拓展者、民主手段的创新者，也是民主权利的享受者、民主过程的实践者和民主效能的受益者。全过程人民民主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彰显民主的人民性价值，标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高度。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一次在古田县现场办公时，习近平同志强调，“群众提出来的问题不要怕，不要回避，一定要深入到基层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你越是害怕困难、回避困难，困难就越多，群众意见就越大”。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既是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的内在要求，也是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的题中应有之义。
善烹调、知食物之美，且诙谐善谑，是宋人为苏轼勾勒的写实侧影，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形象被重新解构并得以流传。在记录与虚构再创造中，苏轼逐渐成为宋代文士(尤其南宋文士)所憧憬的鼎盛宋世的典型象征。早前对苏轼善食的记载虽极富趣味性，而不免偏于俚俗。在宋世流转中，逐渐偏重对苏轼雅趣形象的营构，体现出将诙谐滑稽语雅化、挖掘戏语中严肃认真一面等特点。而原本贪嘴善食的苏轼形象亦向庄谐雅正过渡，是为苏轼形象在历史生成中获再评价的文学表达。认为河豚鲜美“值那一死”的苏轼显然过分贪恋口腹之欲，不符合南宋士人眼中才学胆识趣俱存的国士苏轼。南宋末孙奕的《履斋示儿编》中，对苏轼品河豚的记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小说笔法言说苏轼受人之邀品评河豚，且宴请者及阖家老幼都高度重视苏轼的品评。孙奕在相关记述结尾的评论无疑是合理化了苏轼将食欲与生死相连的评析，肯定苏轼的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