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与王某达成协议，由李某担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现李某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内部自治程序，且依据工商登记李某为某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故李某要求将A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或其他人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

      1月15日，南宁海关副关长杨保清在2023年广西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3年，广西进出口总值6936.5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7.3%，规模逼近7000亿元，超额完成自治区全年目标。其中，出口3639.5亿元，增长1.5%；进口3297亿元，增长14.6%。2023年，广西民营企业进出口4364.6亿元，增长7.5%，占进出口总值的62.9%，占比已连续5年超6成，对外贸稳增长的作用突出。(王伟臣 韦佳秀）立博网娱乐官网

      自“万名干警联万企”行动开展以来，甘肃省高院联合省委统战部、民建甘肃省委会、省工商联共同推进，协调多方资源，分两批对市州法院督察巡查，提升司法服务质效。截至目前，已经审（执）结旧存案件7万余件，还开展法企共建、“法治体检”6500余次，减少企业遭遇纠纷的风险。立博网娱乐官网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立博网娱乐官网（撰稿：袁林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