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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才培育要坚持“专业”与“综合”齐抓。“专业型人才与全面型人才哪个更重要”是辩论场上的经典辩题。当今社会，科技的飞速进步使得各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不断加强，综合化趋势愈发明显。全面型人才无疑是各行各业竞相争抢的“香饽饽”。然而，面面俱到的“全才”“通才”毕竟是少数，“专而精”才是推动事业发展最实在的原动力。要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在特定领域有着精湛的专业技能、过硬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注重分工与协作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尤其是在“高精尖缺”强专业性领域，着力培养专业与岗位高度契合的卓越领军人物和骨干队伍。所谓“全面型”人才，应该理解为“综合型”“一专多能”，拥有核心专业技能的同时，具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文化素养，具备多种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各方面素质综合发展。专业化决定了发展的高度，综合性决定了发展的宽度，二者缺一不可，应辩证统一、并驾齐驱。
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任重道远。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始施行。在群众纪律中，条例完善了对慢作为、假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处分规定；在组织纪律中，增加了对在授予学术称号中弄虚作假、违规谋利行为的处分规定；在工作纪律中，对统计造假及统计造假失察行为作了更加严格明确的规定……这些新规定彰显出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对弄虚作假和违纪违法行为绝不姑息的鲜明态度。
刚刚过去的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多国领导人密切互动，留下许多精彩瞬间：在克里姆林宫宽敞明亮的会客厅，中俄领导人促膝长谈直到夜色渐深；在白云山麓的广州松园，中法两国元首临水而坐，观景品茗，共赏《高山流水》的琴韵悠长；在“彩虹之国”南非，拉马福萨总统郑重为习近平主席佩戴“南非勋章”，这是授予重要友好国家元首的最高级别勋章和最高荣誉；在天高云阔的旧金山斐洛里庄园，中美元首会晤、午宴、散步，深入探讨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的正确相处之道；在温暖如春的越南河内，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给予中国领导人最隆重礼遇、最热烈欢迎，两党总书记手拉手交谈、肩并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