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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变化是薪资。以前找工作，我一般会要求在原来的薪资基础上涨5%-10%，除非是新公司特别好，才能接受薪资不涨。但从（去年）7月份离职直到11月份，我想要找到一份薪资不降的工作很难，需要从原来的2.5万元降到2万元才有第二次面试的机会。以前企业招聘，总是催促新员工尽快入职，有一种紧迫感。现在企业给我的感觉是，一边在招聘，一边又好像并不着急需要人。
1月2日，浙江金华召开2024年“开门红”攻坚大会，会议邀请了100位企业、个体工商户、商会和协会代表参会，探讨的问题包括“该有的红利企业享受到了吗？”“落地过程中还有没有可以优化的地方？”“有没有哪些政策，企业觉得‘大可不必’？”金华借此希望修复和提振市场信心，感知经济政策和市场主体之间的“温差”，以进一步调整优化政策。
据了解，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行政违法行为监督。2023年1月至11月，对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行为，提出检察建议2.9万件；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及时移送监察机关处理。完善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5398件，防止以罚代刑；对应受行政处罚的被不起诉人提出检察意见，移送主管机关处理9万人，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最高检会同司法部深化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试点。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