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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场“农业大摸底”真是越摸越惊喜，知道咱中华地大物博，但没想到各地特产竟然还有独特的反差喜感。细数这次摸底摸出来的特色农产品，大多属于“新土特产”。例如藏红花，在大家心中它的产地是西藏，但没想到它早姓“沪”啦。据了解，上海种植藏红花已有40多年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从海外成功引种藏红花球茎，并分别在崇明、嘉定等地区进行试种。如今，崇明区藏红花产业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每亩收入1.5万元左右，当地村民也依靠藏红花走上致富路。而位于崇明庙镇的永乐村，则被誉为“中国藏红花之乡”。
新一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重点是拓展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新路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当前，城市居民住房困难矛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一二线城市。这些城市住房存在结构性供给不足，由于房价高，形成大量“夹心层”，买不起商品住房。例如：广州1000万户籍人口中，还有200万无房户。这部分“夹心层”无法通过商品房市场解决住房问题。加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让工薪收入群体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是解决“夹心层”群体住房困难、缓解广大工薪收入群体特别是新市民和青年人买不起商品住房焦虑的根本路径。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信用贷款，给小微企业插上了梦想的翅膀。”1月16日，在宁波市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的“委员通道”上，宁波市政协委员、江北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徐波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让小微企业获取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该中心通过采用市场监管局掌握的经营主体大数据，给企业出具信用报告，解决了由于银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敢贷不愿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