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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得不承认，泥瓦匠、美缝工人、油漆工等装修工人的工作，有着他人难以体会的辛苦。很多装修工为了能多赚钱，只能起早贪黑地努力工作，却过早地透支了身体，导致自己年纪轻轻就疾病缠身。很多装修工也没有“五险一金”，一旦年纪大了，或者受伤了，就很难再找到对口工作。这个职业的流动性也很大，缺乏稳定性。还有一些需要高空作业的装修工人，则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虽然正规公司都要求工人严格按照安全标准作业，但安全保障不到位的问题，还是不时出现。诸如此类的情况，都让不少年轻人对这类工作避而远之。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从哪里来？记者了解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坚持资金平衡的原则。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按照工薪收入群体可负担、项目资金可平衡、发展可持续的原则，由城市人民政府按划拨方式供地和负责建设配套设施，在此基础上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按照保本微利原则配售。销售回款收入可以覆盖开发建设成本，不会增加地方债务，并能保证合理的利润，既可以实现资金综合平衡，又能保证建设实施主体有钱可赚，提高了市场主体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积极性。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条例》还提高了相关部门向社保经办机构共享信息的时效性，将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及时通报调整为共享，进一步扩大了应当与社保经办机构信息共享的部门范围，增加了卫生健康、司法行政部门，这将推动进一步减少社保办事环节，通过“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