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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一看到这个小区的单子,我都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这个小区不让外卖车辆进,保安还要进行检查,光进门就得耽误好几分钟。同样的用时,其他小区我都能直接骑到楼下了,甚至已经上楼了。”张枫抱怨道,刚送外卖时,这个小区送一个单子他得花十几分钟;如果顾客一次性点的东西比较多,拎着走那么远也实在费劲;电动车停在小区门外,还很容易丢餐。
“有个师兄做了一个摔法,太帅了,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近距离观看国家队实战训练后,龚莉在新的项目中找回了对抗的冲动。刚练了几个月,她就迎来运动生涯第一场全国锦标赛,而在此前多年的跆拳道经历中,她参加过最大的比赛就是省运会。在她看来,运动员紧张时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把自己缩回去,一种是把情绪放出来,“我是张扬的那种,越紧张我越兴奋”。
除了在品牌定位上的分歧,在利益上,经销商和品牌之间也可能产生分配不均的情况。在采访中有经销商对北京商报记者直言,新手机上市的两个月以内,“根本别想从官方买到,因为他们那里根本没货”,经销商表示,“如果手机都让他们卖了,那我们吃什么”。另有“黄牛”对记者称,从大经销商处囤货倒卖已经是潜规则,“不然我们手里的货哪来的”。
马亮说:“如果在平台实现宣传、销售整个流程的,平台完全应该负相关的监管责任,因为从平台的设计是有能力有义务进行全流程的监管。但是,如果是从平台获得信息,通过私域、线下的方式完成消费,把平台作为服务的入口,平台可能没有办法追踪到后续的消费造成的诈骗的问题。第一类情况,如果消费者去维权,平台有义务去追踪,包括强制要求这样一些服务下架,或者对商家进行必要的惩罚。但是对第二类情况,监管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