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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讲，“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那段时间，办公室四五个人还是如期打卡上下班，否则无法拿到n+1补偿。我们每天带走一些私人物品，直到办公桌上只剩下电脑和笔记本。最终，我拿到了6万多元的补偿金。离开公司的那天，我走出大楼，环顾四周，发现可以告别的人只有平时打招呼的保洁阿姨和保安小哥。我对保安小哥说我明天不来了，保安小哥一开始很诧异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说好多人都不来了。
为此，一年多来，兰州市总持续深化“工会+职代会+集体协商+集体合同”机制性探索：通过区域兜底、行业联合成立工会组织，让快递员“进家”；通过推选代表建立职代会，形成议事机制，让其意愿充分表达；将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作为议事机制的重要内容，让协商成果惠及每一位职工——最终目标就是找准本地区快递行业市场发展规律，建立覆盖全域“快递小哥”劳动权益的保护规则。
面试的那几家公司，都不太合适。我没有跟亲戚朋友说我失业了，包括我父母、子女和公婆，只有我丈夫知道。老人既然帮不上忙，何必给他们添堵。我每天依旧早出晚归，早上卡着上班的时间点去，晚了的话会被家人识穿。图书馆9点开门，我几乎是第一批进去的，下午五点或六点走。有时出去面试的话，面试完直接回家，要是早到家，我就会跟家人说刚见完客户。